第十三章

　　当年，像杨建国这样还没到下乡插队年龄杠杠的、或者病残在家的初中生还有不少。于是，上面把他们集中起来上高中。休学在家的小学生们也直接升初中，叫做“复课闹革命”各学校又重新热闹起来。

　　但是，文革前的教育制度已经被革命了，不能再搬用了。于是，学生们按部队的编制来组织，年级叫连，班级叫排，小组叫班。学校的教育方针按照伟大领袖的五七指示，“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重新入学对于杨建国这些闲置在家、到处游荡的未成年人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老师还是以前的老师，严肃、认真、负责，只不过脸上换了一张革命的面孔，嘴里多了一些革命的词语。在这样的环境下，杨建国很快就收心了。他认真地学习文化课程，积极参加连排组织的学工、学农和学军活动，办墙报，写大批判稿，很快就在排里显山露水了。不久，他被任命为负责宣传工作的副排长。

　　当时，各排都组织了批判小分队，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小分队从连级开始比赛，一直赛到学校层面。杨建国带的小分队凭着他亲自撰写的精湛的批判稿和响亮的呐喊，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夺得了全校的冠军!

　　于是，学校从比赛中选拔出八个男女同学，组建了学校大批判小分队，任命杨建国当队长。小分队在各学校和机关单位巡回表演，一时间出了名。

　　楚城地区革委会的上山下乡办公室看中了这支大批判队伍。他们很需要有这么一支队伍为他们摇旗呐喊。这个办公室是为了解决知青和城镇人口下乡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临时组建的一套班子，人员从宣传、司法等各有关部门抽调。任务主要是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举措”，发现和遣返擅自离乡回城的“盲流”，以及抓捕和惩治“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坏分子。办公室计划邀请楚城中学的大批判小分队，对其中的代表人物在全地区范围内进行巡回批判。

　　来学校接洽的是上山下乡办公室保卫处的科长，一位姓马的中年人。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警服，个子不高，但很壮实，牙床突出，说话简短有力，带着职业性的俚语。显然，他是从司法系统借调过来的现役干警。

　　当杨建国身体笔直地站在校革委会主任的办公室，向客人汇报了批判小分队的情况后，马科长阴沉着的脸咧了开来。他站起身来，使劲地捶了杨建国几下，当着主任的面连说了好几个“妈那个巴子”。这是他表达高兴和愤怒时的共用词汇。他说，这次给你们这些学生娃儿的任务，和你们以往，妈那个巴子的空口喊喊叫叫是不一样的。这回，妈那个巴子的是动真格的，是要带着妈那个巴子的犯人的!可不是闹着玩的，知道吗?要是跑了一个，妈那个巴子的!他举起右手，做了一个手枪对着脑袋的姿势，砰地一声。

　　杨建国从来没有妈那个巴子的干过这种事。他战战兢兢地上了马科长的绿色吉普车，跟着去看守所提人。

　　看守所外高墙耸立，墙顶围着铁丝电网，架着机枪，戒备森严。在杨建国的词典里，“看守所”是个可怕的字眼。里面关着的应该都是非偷既盗、无恶不作的歹徒。他还是平生第一次到这种关着人渣的地方来。所以，心里充满了好奇与厌恶。他随在妈那个巴子的后面，穿过长长的阴暗的过道，来到了关押犯人的囚区。

　　犯人们正在放风。四四方方的院子里，一个个剃着光头、穿着号衣的囚犯，低着头，伸直腿，整整齐齐地一排排坐在被人屁股磨的光亮的清石板上。在午后骄阳的照射下，光秃的头皮泛着青光。围墙顶上四角各站着一位持枪的战士，监视着他们。

　　杨建国突然看见了一个熟悉的侧面。定晴一看：是华子!

　　杨建国知道，华子被抓进来是迟早的事。这些年，他在武斗中打砸的出了名。他还借武斗的机会，和他的小兄弟们一起，把他手上名单中的整人厉害的的那些家伙挨个地打了一遍。尤其是把人整死的，他就照死里打，有被扭断胳膊的，有被打断腿的。自从工宣队进驻学校以后，杨建国就没有他的消息了。他还一直为他担心，打听他的下落。没想到真的在这里遇到他了!杨建国心里很不是滋味。毕竟，他欠华子一个人情。如果两人在这种场合下见面，大家都尴尬。他缩到马科长的后面，生怕被华子看到。他想，今后一定专门找时间来探望他。

　　马科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大声地念着：

　　“张小宝!”

　　“到。”

　　“李晓民!”

　　“到。”

　　“梁继业!”

　　什么?梁继业?!杨建国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其吃惊程度，远远超过了看到华子。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他非常尊敬的大哥，这个给了他很多启蒙、教诲和慎思的人，也被抓进来了!为什么呢?

　　原来，梁继业创作的“我的家乡”，由于道出了知青们苦闷、忧伤和思念家乡的心情，所以很快就在当地知青中流传开来。人们将它重新命名为《知青之歌》，以惊人的速度传唱到了全省乃至全国，使得这个原本是知青田头屋里哼唱的思乡小调，变成了一件惊动了上头大人物的政治事件!上头认为这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蓄意煽动知青回城造反，破坏伟大领袖部署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于是严令追查。结果是梁继业在知青点以“创作反动歌曲的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可以说，这次上山下乡办公室组织他们到各地巡回批判，主要的政治任务，就是批判梁继业的现行反革命罪行，肃清流毒。

　　杨建国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从今以后，这个和他的姐姐有着亲密关系的人，就将是他每天批判的对象，而且这是回避不了的!杨建国退回到过道里，激烈地想着怎么办。他几乎想拔腿就跑，不干了!这样，他就无需面对梁继业了。可是，他没有这个勇气。大批判小分队是他的心血，是他一天一天努力经营的成果!他不能放弃自己的努力，半途而废，他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狱警过来给梁继业等人戴上手铐，把人交给马科长。犯人们低着头，面无表情地跟在马科长后面，没有人注意到远远跟着的杨建国。

　　上车时，梁继业抬起头来，仰望了一下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空气，似乎是在体会那短暂的自由，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这时，他看到了杨建国，表情顿时凝固了。直到马科长推了他一把，才难以察觉地朝杨建国点了点头，上了车。杨建国没有吱声，木然地坐到驾驶副座上。

　　回到队里，大家开始熟悉马科长发给他们的批判稿。除了梁继业以外，另外两个批判对象，一个是煽动知青回城，扰乱上山下乡秩序;一个是经常祸害贫下中农鸡鸭鹅狗的惯偷。

　　巡回批判开始了。大批判小分队押着犯人，以公社为单位，一个县、一个县的巡回。每到一个地方，公社干部就把知青们召集起来，让他们看看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下场。台上，小分队的学生们手握红宝书，疾言厉色地指着批判对象叫喊;三个犯人挂着牌子，戴着手铐，神情木然地低着头挨批;台下同样是神情木然的知青们三三两两地站着，没有掌声，没有喧闹，好像台上发生的一切都与己无关。

　　杨建国尽量避免着与梁继业的接触，哪怕是一个眼神，好像他俩从来就不认识一样。可是，每一场下来，他都会第一时间走过去，把三个批判对象脖子上的牌子摘下来，递水给他们喝，然后默默地走开。他当初对待自己被批斗的妈妈就是这样做的。他非常地同情他们，觉得他们都是平平凡凡的普通人，如果不是生活所迫，他们不会走到这一步的。

　　可是，杨建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天，小分队巡回批判到了梁继业插队所在的公社。马科长认为这里是流毒最深的重灾区，一定要加大批判的火力，铲除后患。他通知公社把所有的知青都集中起来，并要求所有小分队队员鼓起斗志，高声呐喊，达到震慑的效果。

　　杨建国却最怕看到这样的场面。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人群，他知道这里面可能有他的姐姐，有于抗美，还有他熟悉的那些知青们，甚至可能还有陆金娜!他不敢往下看，只是机械地念着台词。

　　批判头两个犯人时还相安无事。可是，当批判梁继业时，情况不一样了，台下开始蠕动起来，各种嘘声和口哨声响起，几乎淹没了小分队的台词。

　　马科长一个箭步跨到台前，拿着喇叭吼道：

　　“安静!安静!妈那个巴子的!现在，正在批判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梁犯继业!他破坏伟大领袖上山下乡的战略部署，罪行是，妈那个巴子的，累累!证据是，妈那个巴子的，确凿!你们要好好听听，接受教训，不要受他的蒙蔽和毒害!我警告那些企图破坏现场的人，妈那个巴子的，你们已经滑到了犯罪的边缘，赶快悬崖勒马，否则，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是，妈那个巴子的，无情的!”

　　台下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四周维持秩序的民兵们也都绷紧了神经，瞪大眼睛寻找噪声的源头。大家鸦雀无声。

　　突然，一个女声从人群中响起，声音不大，却很优扬。杨建国听出来了，这是他姐姐的声音!是他姐姐的声音!!!

　　蓝蓝的天上，

　　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

　　沉重的歌声在台下响起，每个人都张着嘴，低低地唱着，带着述说，带着哀怨，缓缓地升向了天空：

　　彩虹般的大桥，

　　直上云霄，横断了长江，

　　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我的家乡。

　　啊……啊……

　　梁继业抬起了头，笑容布满了脸颊。他已经好久没有这么舒心了。他举起带手铐的双手，向台下连连作拱。

　　杨建国待不住了。他感到自己非常的耻辱，就像台上的一个小丑一样。他不顾妈那个巴子的阻拦，带着小分队跑下了台。

　　这场批判会，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事后，妈那个巴子非常恼火。他没料到，梁继业在当地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反革命气焰如此嚣张!他必须狠狠地惩罚他，把他的气焰打下去。另外，他觉得杨建国的阶级立场也有问题，这次表现的很不好。他要用他的老办法去考验他。

　　妈那个巴子的老办法是在考验看守所新分来的新兵蛋子时常用的，因为别人当初也是这样考验他的。他六十年代初从农村入伍，从部队复员后，被分配到看守所当警察，第一课就是审犯人。他清楚地记得，三个嫌疑犯并排坐在地上，腿伸的笔直，一根细细的小麻绳分别勒着他们的大拇指。一个老警察蹲在地上，像猫戏老鼠一样笑眯地看着犯人，挨个问过去。答一句就是啪的一个大嘴巴，一个比一个响亮，犯人的惨叫声也一个比一个大。玩儿累了，扶着腰站起来，说，小马，你来，狠狠地打!

　　小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老警察这么狠地抽犯人嘴巴，他已经是心头胆颤了。现在看着犯人们个个嘴鼻流血，面孔已经像发起的面包了，怎么也下不去手。老警察火了，大骂：你他妈那个巴子的怎么回事啊?嗯?你还同情这些反革命吗?啊?

　　一句话，就把昔日的小马骂成了妈那个巴子的又一个复制品。他抡起巴掌，狠狠地向第一个犯人打去。啪!咦，打人的感觉蛮好!虽然那个浮肿过度的脸没有刚才那么响亮，但一种快感还是在心中油然而生，而且这种快感还伴随了一个响亮的声音：无产阶级专政的耳光!他忘情地挨个打下去，随着犯人们已经嘶哑的叫唤，他甚至感到下体也热血膨胀起来。

　　从此，妈那个巴子喜欢上了这种游戏，而且他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发明。譬如，他把勒犯人的大拇指改进成了扯卵蛋，只要他认为犯人不说实话，就狠狠地扯一下用棉线拴住的犯人的鸡巴卵蛋!再譬如，他把犯人拴着大拇指吊在梁上，底下站着几块砖。只要他认为犯人不老实，就抽掉一块，直到犯人惦着脚尖在那里晃，疼的受不了“如实招供”，等等。一下子上了瘾，一发不可收拾。

　　后来，他就是这样来考验他的徒弟们的。不过，他还是比他的师傅有文化，每次他让新兵蛋子动手前，他都会说：赏他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耳光，或铁拳，或皮带，。这样的话，新兵蛋子们更容易上手些。

　　现在，他就准备这样来考验杨建国。他把梁继业带到审讯室，把杨建国也叫过去。

　　梁继业蹲在地上，接受妈那个巴子的训斥。

　　“梁继业，你今天看到别人在唱你的反动歌曲，很得意是吧?妈那个巴子的!知不知道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梁继业不吭声。

　　“你为什么向台下拱手作揖?嗯?”

　　梁继业还是不吭声。

　　“你这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妈那个巴子抬起一脚，就把梁继业踹翻了。然后走过去，撕开他衬衫的后背，解下自己的皮带，递给杨建国，

　　“小杨，赏他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皮带!”

　　杨建国没有接。

　　“怎么啦?嗯?”妈那个巴子火了，冲着杨建国训斥起来：

　　“小杨我告诉你，你妈那个巴子的，我发现你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很成问题!你今天为什么带头跑下去?嗯?妈那个巴子的。自打这次巡回批判以来，你就一直同情这些反革命分子!你以为我没看到?嗯?妈那个巴子的，还是什么大批判小分队的队长，我看哪一天，就得批判批判你!”

　　杨建国浑身打了一个寒颤，还是闷头不吭声。

　　“你证明给我看看你的阶级立场!”妈那个巴子把皮带摔到他的身上。

　　杨建国低下头，捡起皮带。不知如何是好。眼前蹲在地上、裸着背向着他的这个人，是他姐姐的爱人，也是他从心眼里尊敬的老大哥，学识渊博，幽默风趣。现在，却沦落成了他皮鞭下的阶下囚。他实在下不了手。

　　这两年来，他积极要求上进，入团申请书不知道写了多少回。但每次都是因为母亲的家庭出身问题，得不到上面的批准。他想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对组织的忠诚。学农时，别的同学两人抬一个粪桶，他一人担一对，趟着河水到对岸去施肥。学军时，他抢过弱小同学的背包，拉练急行军三十公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得组织的信任!他就像飞蛾扑火一样，一次一次地向着光明冲击!终于，组织上开始信任他了，让他当班级的副排长，当学校的大批判小分队队长，曙光终于在他的眼前闪现了!可是现在，他遇到了今生以来的最大危机，他的阶级立场受到了质疑!一旦处理不好，他所做的一切都将前功尽弃!怎么办?

　　梁继业突然冷笑起来，笑得令人心烦意乱，烦躁无比：

　　“小子，怕啦?怕你爷爷经受不住?呵呵呵!不用怕，你爷爷跟你不一样，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走狗!来吧，抽吧，爷爷要是哼一声，就不是条汉子!”

　　“啊!啊!”妈那个巴子无比愤怒了，双眼喷出了烈火，“阶级敌人都猖狂到了这种地步，你他妈那个巴子的还愣着!简直翻天了!给我打，给我打!”

　　杨建国脸涨红了。委屈和羞辱一起涌上心头，大吼一声：

　　“打!”

　　抡起皮带向梁继业赤裸的后背打去!

　　一声清脆的皮肉接触的声音响起，伴随着梁继业的抽搐。这声音大大舒解了妈那个巴子刚才的怒火，他不无享受的闭着眼睛大叫着：

　　“再打!”

　　没有了动静。等他再睁开眼时，却发现杨建国已经扔下皮带，跑了出去。

　　“怂包!”妈那个巴子朝他背后不屑地骂了一句，捡起皮带，一下一下地有节奏地抽打着梁继业，像打一捆没有知觉的柴禾。

　　他要把他打服为止。

　　杨建国不干了。他忍受不了自己心灵的折磨。他可以失去荣誉、前途，但不可以失去做人的尊严和良心。他中途离开了还在各地巡回批判的小分队，跑回了家。

　　父母看到儿子突然回来，很诧异。儿子临走时告诉他们要去苏北各地巡回批判半个月，可现在不到一个星期就回来了。出什么事情了?

　　“我不干了!”

　　“好好的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这样学校不处分你吗?”妈妈关心的问。

　　“处分也不干了!我干不了。那个鸟警察逼我打犯人，我下不了手!更何况我认识那个犯人。”话刚出口，杨建国就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

　　果然老爹揪着不放了：“什么?你说你认识那个犯人?你怎么会认识一个犯人?在哪儿认识的?”, , , ,

　　杨建国纠结起来。当初在他姐的知青点，听于抗美说他姐和梁继业好上时，他心里就是很忐忑的。他知道，老爸是坚决不会同意的：自己家已经因为老婆的家庭出身问题吃尽苦头，他怎么会让下一代重蹈覆辙!所以，杨建国没敢多这个嘴，把这事告诉父母。可是，现在梁继业被抓了而且公开批判了，这事儿就大了，如果再隐瞒父母，可能就不合适了。所以，在老爹的逼问下，他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父母。

　　老杨一听，如五雷轰顶!他急召杨梅回来说清楚。

　　杨梅早就有了思想准备。自从梁继业被抓，特别是看到自己的弟弟在台上批判梁继业后，她就知道这事儿瞒不了了。因此，当父亲让她回家说清楚时，她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回到家后，她抵死不承认，说和梁继业只是一般同志关系。老爸就把杨建国叫过来对质。杨建国不敢面对姐姐，红着脸，低着头，嘟嘟囔囔地说是小抗美告诉他的。姐姐就说是小抗美瞎说，她自己想和梁继业好，拿她来做挡箭牌。老爹怒了，把桌子一拍!说：我不跟你在这里胡扯八咧的，你就记住了，以前的事，过去就过去了。但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敢和那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来往，我就打断她的腿!

　　说了这话以后，老杨还是不放心。他把杨梅锁在家里让她反省，暂时不回知青点。自己静下心来，开始认真地考虑女儿的婚姻大事。他知道，尽管他严令杨梅和梁继业断绝关系，但儿女情长，怎么那么容易说断就断呢?他更了解自己的这个女儿，脾气特别像他自己，倔的很，认准了的事情很难回头的。所以，他得好好地谋划一下，给他找个好人家。

　　无巧不成书。就在这时，南京的一位姓赵的老战友来看望他了。这位老战友也是刚解放出来不久，现在梅山铁矿厂当厂长。老杨关切地问起他家的情况，特别关心他的大儿子的情况。老赵说，儿子已经从农村调上来了，安排在矿上的职工食堂学厨。老杨一听很高兴，就试探地问，我们俩家做个亲，怎么样?老赵一听，可高兴了!他非常喜欢老杨家的这个漂亮活泼、爱唱爱跳的宝贝女儿，现在看老杨主动提了出来，连忙说，那当然好啦!那咱们的战友情就更是情上加亲了!这样，孩子京戏唱的这么好，先把她调上来到我的铁矿文工团上班，吃住就在我家，一边工作，一边和儿子发展感情。发展成熟了，我们就为他俩办大事!

　　老杨的月牙儿眼笑成了一条缝：这个安排太好了!太合自己的心愿了!他忙不叠地把女儿叫出来，见过赵叔叔。

　　赵叔叔笑眯眯地问杨梅：“愿不愿意到叔叔的文工团去工作啊?”

　　杨梅喜不自禁：“当然愿意啦!谢谢赵叔叔!”

　　“愿不愿意就住在叔叔家呀?”

　　“愿意。”

　　“那么，愿不愿意和叔叔家小刚处朋友啊?”

　　“小刚?不。。。不愿意。”

　　“咋的啦?!”老杨眉毛倒竖起来。

　　被逼到这个份儿上，杨梅知道无路可选了。本来，她虽然嘴上答应父亲与梁继业断绝关系，可心里想的仍然是我行我素。可是现在，她没法再掩盖下去了。赵叔叔提供的条件这么好：省会南京，文工团的专业演员，和已经回城做正式工的自己父亲老战友的儿子处对象，这些条件下，还有什么借口可以推诿的呢?所以，她只有实话实说了：

　　“赵叔叔，非常感谢你的关心，我也非常想到你家去玩儿，这话我已经和爹妈说了好几回了。可惜，赵叔叔，我没有那个福分了，我已经有对象了，我已经和他好了好几年了。”

　　赵叔叔愣在那里了。

　　“你那个也叫做对象?”老杨跳了起来，“你拿现行反革命当对象处?”

　　“那妈妈当初不是也被人打成台湾特务吗?你怎么没和她离婚?”杨梅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啪!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到了杨梅的脸上，脸顿时由白变红，由红变紫。杨梅捂着脸，哭着跑了出去。

　　老杨颤抖着，哆嗦着，气得站都站不稳。老赵忙过来扶着他，安慰他。说小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这是正常的，要慢慢来，不要着急，不要气坏了身子。他俩是老战友，他对老杨家的情况知道的一清二楚，所以非常理解他，同情他。

　　这事儿就这么黄了。

　　实际上，这是老杨平生第一回对自己的宝贝女儿动手。他最疼这个最可爱、最懂事、最像他自己性格的大女儿，从小那真是捧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再长大些，她孝敬父母，尊老爱幼，爱唱爱跳，带给大人多少欢乐!可是现在，他怎么忍心看着她往不归路上走?而且自己正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人!

　　于是，他把全家人找到一起，非常严肃地和杨梅谈。他苦口婆心，费尽口舌，晓以利害，动之以情。可是，杨梅却像是铁了心。开始她还保持沉默。逼急了，她居然宣称，这辈子只爱梁继业一个人，死也不会嫁给别的人!

　　老杨绝望了，他大叫一声：“我毁了你!”拿起桌上的茶杯向杨梅砸去，同时站起身来，向杨梅扑去!

　　杨建国迎面抱住老爸，死死地不放手，同时大叫“姐姐快跑!”

　　杨梅放声大哭着，跑出了家门，跑回了农村。

　　老杨在儿子的怀里拼命挣扎着，冲着远去的女儿大叫：

　　“你就一个人在农村待一辈子吧!你就是当一辈子农民，也不能让你守着一个现行反革命活受罪!”

　　第十四章

　　杨梅走后，老杨的脾气变得很差，常为一点儿小事冲着太太和孩子们发火。家人都理解他的心情，都小心翼翼地和他说话，杨建国则干脆躲的远远的，省得自找麻烦。

　　上山下乡办公室马科长对杨建国参加巡回批判工作的评语也寄到了学校，结论是：此学生阶级立场不坚定，缺乏组织原则。这对于一个不满17岁的少年来说，可是一顶不小的帽子。人们自然会把这顶帽子和他妈妈的地主出身联系起来，从而把党和团的大门在他面前紧紧关闭，而他又是那么地想进去。

　　他组建的大批判小分队也和他无缘了，排里也重新选举了新的副排长。杨建国以前的努力全白费了。一些学生干部和积极要求进步的同学，包括原来围着他转的人，也开始和他疏远了。他干脆抛开这一切，把自己封闭起来，埋头读书。读书让他视野更开阔、事理更明白了。他觉得自己像变了一个人，变得理性、冷静了。

　　这时已经临近毕业，班上根正苗红的同学，一拨一拨地走了。先是参军的，后是进国营企业的。剩下的就是家里有问题的了，而在招兵和招工之前，同学们是互不知情的。这下好，“红五类”和“狗崽子”的区别全曝光了!杨建国觉得所有人看他的眼光都变了，尤其是大院里女孩子们的眼光，冷冷地，带着鄙视和不屑。在这样的心态下煎熬了个把月，最后，他拿到了一个作坊式的集体企业——铁木家具厂的学徒通知书。

　　老杨还沉浸在对女儿杨梅的恼怒和失落之中，懒得管儿子的事。韩月娇则看不得儿子的难受，她要用她自己最微薄的社会影响力，为宝贝儿子争取相对好一点的工作条件，来弥补儿子的失落和自卑。她四处打听，看自己的朋友熟人中，有没有人认识这个无名小厂的领导。感谢她在医院时积的恩德，厂长的妻子过去还真的托人在她手上看过病，得到过她的悉心照顾!

　　韩月娇非常看重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她从箱子底下翻出来她那件难得一穿的灰呢短大衣穿上。那还是她刚从部队复员时老杨给她买的。平时，她上班时穿白大褂，下班时再换上另一套白大褂做饭做菜，只有过年过节时才穿一下这件灰呢大衣。现在，她要穿上它去见厂长。

　　杨建国也很喜欢看妈妈穿这件大衣，特别是上面的那排水晶般闪闪发光的大圆扣子，小时候他就曾偷偷地扯下来一颗玩儿，弄丢了，害得妈妈配了好久才配上。

　　两人拎上烟酒，去找厂长家。

　　那是一个下雪的夜晚，娘儿俩冒着鹅毛大雪，步行十几里地，去找住在郊外的厂长家。

　　厂长的老婆迟疑地开门迎接这两位晚到的不速之客。一看是韩医生，又惊又喜，连忙掸去她身上的积雪，招呼她老公出来。

　　厂长姓张，是个粗壮的中年汉子，脸红红的。厂长老婆把韩月娇介绍给他。

　　“哎呀，韩医生啦!这么大的雪，怎么有劳您亲自登门呢?有啥事情，打个电话给我老婆吩咐一声，不就得了。这位是?贵公子?”

　　杨建国忙把烟酒送上。

　　“别别别，韩医生，您千万别客气，上回，你帮了我老婆那么大忙，医院里病床那么紧张，您硬是把她安排上了。我们两口子真是谢天谢地，还没来得及感谢您呢，怎么反倒是您拿东西过来?”

　　“张厂长，实在不好意思，我是有事求您。”韩月娇这辈子都是帮别人忙，从来不知道怎么求人家。逼着自己把这话说了，脸都红了。她拉过儿子说：

　　“我这个宝贝儿子，现在就分配在您的厂里。他在学校里是个好学生，从不调皮捣蛋，各门成绩都很优秀，还当过班干部。我，我此次来，就是想请张厂长好好培养培养他，给他安排个好点的工作。求求张厂长，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韩月娇说着说着，声音有点儿呜咽了。

　　“别别别，韩医生，您不要激动。”厂长两口子忙安慰她，“我们一定尽力而为，尽力而为。儿子叫什么名字?”

　　“叫杨建国。”

　　“我看看。”说完，张厂长转身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份名单,“杨建国，杨建国，嗯，这里。咦，怎么分配在翻砂车间?不行，不行。翻砂车间太苦，孩子吃不消。”

　　“张厂长，您……”韩月娇用企盼的眼神看着他。

　　张厂长举起左手，沉思了一下，说：

　　“韩医生，说实话，我虽然是厂长，但这份名单，是厂党支部会上研究决定的，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这点请您理解。但是，”张厂长把手一挥，“我说的话，在厂里也是有分量的!听说韩医生49年就参军了，我也是当兵的出身。我敬佩韩医生的为人!您的儿子这么优秀，我们的安排上一定有问题。这样，我回去了解一下，争取给调个岗。韩医生，您放心，咱们当兵的不来虚的，我向您保证，这个忙我一定帮!”

　　韩月娇的眼泪哗地一下流了出来，觉得自己运气真好，遇到了这么一个热心人。她双手紧紧地抓住张厂长的手，千恩万谢。又当面嘱咐儿子，一定要好好听厂长的话，好好工作，不辜负厂长的关照。

　　大家说了很多的话，很晚了才告别了厂长两口子。

　　杨建国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回家的路上，他与母亲踏着冰雪，一路说着笑着，心情特别愉快。母亲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还唱起了她那个时代的女兵歌曲，好像为儿子办了一件命运攸关的天大的事儿。后来每当想起，杨建国心里就一片酸楚。

　　在张厂长的努力下，杨建国做了电工，这可是厂里最好的工种了。

　　杨建国进厂后不久，厂里组织大家参加了一次大规模的公审公判大会。这种大会每年都要开个两三回，有地区级的，有市一级的。这次是地区级的，有上万人参加。

　　大会在郊区的民兵打靶场举行，这样枪毙人方便，宣判完后，就手拖到旁边去枪毙，然后就手汽车拖走烧了。有的工人眼尖，看到会场旁边已经有两辆殡葬车停在那里了，知道今天肯定要枪毙几个了。大家兴奋起来。

　　大会在一声嘹亮的吆喝声中开始了。和往常一样，首先押上来的是一长排轻罪犯人，什么盗窃、诈骗、流氓犯等等。大家不太关注这些，但对一个女流氓犯的审判词，让男青年们竖起了耳朵：

　　“该犯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晴天阴天;不管是炎热的夏季，还是寒冷的冬天;不管是给她一毛钱，还是一斤粮票，她都与他人通奸，而且通奸地点包括室内、室外，树林里，小河边。。。”

　　下面哄堂大笑起来，笑声淹没了台上的宣判词。杨建国也笑的不行：乖乖，这不是劳模吗!

　　但第二批犯人压上来的时候，杨建国笑不出来了。这批犯人是罪行较重的刑事犯，华子就在其中。他手脚戴着镣铐，胸前挂着“打砸抢分子”的牌子，面无表情地站在两个押解他的军警中间。读到对他的宣判词时，战士们把他的头按下去，他又微微抬起，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杨建国心情紧张地听着宣判词：

　　“张犯建华，年龄20岁，从小缺乏家庭教养，打架斗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积极参加武斗，打砸抢烧炸，并寻机挟私报复，多次伤害他人，甚至使被害人至残。经本审判委员会决定，判处张犯建华有期徒刑二十年!”

　　杨建国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虽然他觉得判的重了点，但只要不枪毙就好!那个年头，谁知道会怎么判呢?

　　杨建国的心情刚轻松下来，紧接着押上来的第三批犯人，却让他更紧张起来。因为他在这批犯人中，头一个看到的就是梁继业!

　　这批犯人都是清一色的现行反革命犯。他们除了戴了手铐脚镣外，还个个五花大绑，胸前的牌子上还都打上了红叉叉!有的嘴里还塞上了白纱棉。每人背后都是两个反肘着犯人肩膀、戴着口罩、全副武装的战士，平添了紧张恐惧的气氛。看来，这是一批死刑犯了!

　　杨建国的头轰的一声大了。他感觉自己好像一下子失去了视力、听力，甚至思维能力。只觉得心脏突突地跳，耳边嗡嗡地响，台上的宣判词一句也听不见。好久好久，他才回过神来，再往台上一看，梁继业已经不在了!他忙问旁边的工友：

　　“刚才的那个人判了吗?是枪毙吗?是不是枪毙?”

　　“不是枪毙，是无期徒刑。怎么，你没听见吗?”工友好奇地看着他。

　　“是吗?真的是无期徒刑吗?不是枪毙吗?”杨建国感到很意外。如果不是枪毙，为什么要把他像死刑犯那样五花大绑，名字上打红叉叉呢?他还是不敢相信，接着往下看。果然，接着宣判的两个也不是死刑。他突然明白了：哦，一定是上面定的规矩，凡是现行反革命犯，都要押来陪斩，从心理上彻底震慑他们，击垮他们，让他们看看反对伟大领袖、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可悲下场!

　　后来听说，最初是判梁继业死刑的，报到上面去以后，负责公检法的军代表是一位老将军。老将军看了卷宗后说，一个学生娃儿，写了一首思乡的歌，虽然情调不对，不合时宜，影响很坏，但不至于拉去枪毙吧!于是就改判了无期。

　　宣判了三五个无期和死缓政治犯以后，接下来的就是真正的要枪毙的了。就好像看一台节目一样，重头戏在后面。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高声宣判：

　　“某犯某某，男，年龄48岁，地主出身，大众牙刷厂会计。该犯顽固地站在反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多次写匿名信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污蔑伟大领袖。罪不可赦，死有余辜!经本审判委员会决定，判处某犯某某死刑，立即执行!把某犯某某押下去，准备执行枪决!”

　　接下来的几个，基本上都是类似的罪名。光是写匿名信被毙掉的，就有三个。那个年代，只要是往上面寄的匿名信，只要敢说伟大领袖的不是，基本上都是枪毙的下场。所以大人们总是看紧小孩子们，不让乱写乱画。

　　大会结束了，枪毙人开始了。人群开始分流。胆小的、不愿看的，不敢看的，往会场出口走，大多数年轻人则向会场东头的打靶台方向涌。打靶台有两米多高，死刑犯们被押过来跪成一排，后面相应地站着一排持枪的执法队。杨建国随波逐流地居然被拥到了最前面，就在靶台底下三米不到的距离，被一排维持秩序的军人挡着。这个位置看枪毙人最清楚了，只见执法队员们端起枪，随着一声令下，枪声齐鸣，犯人们一个个软瘫在地，有一个居然像小鸡啄米一样地头点地、屁股翘起地死在那里。一个四个口袋的军警走过来，一脚把他踢翻去，然后拿出一根通枪条似的物件，伸进他的开花脑袋里搅了搅，就像搅鸡蛋花一样。据说这是把犯人的脑浆搅和开来，死的透彻。

　　挨个搅和了以后，殡仪馆的人拿着收尸袋上来了，把尸体一个个装进去，抬到殡葬车上，开走了。这时，人群才逐渐散去，杨建国也才得以解脱回家。一路上，他头脑昏昏的，心里乱乱的。想到刚才那阴森恐怖的一幕幕，就感到不寒而栗!他怎么也没想到，梁继业的罪行会这么严重，下场会这么悲惨，姐姐知道了可怎么得了?!他不敢想象下去。

　　果然，杨梅很快就知道了。于是，一场灾难降临到了杨家!

　　杨梅在农村的命运和杨建国在学校时的命运一样，眼看着和自己一起下乡插队的知青们，一批一批地参军、上大学和上调进城当工人，包括身边的于抗美她们都走了，而自己却毫无希望的在农村里苦熬着。原来，她并不是很在乎这些。她在乎的是她的梁继业什么时候能够毫发无损地回来。是爱情给予了她等待和希望的力量。可是，现在她彻底绝望了：一边是自己心爱的人将要过着遥遥无期的牢狱生活，一边是自己也要在农村过着同样是遥遥无期的孤苦生活。自己的青春、爱情、前途，甚至亲情，都毁在这上面了!她看不到任何让她活下去的希望。于是，她选择了人生的不归路。

　　梁继业被判后不到一个星期，乡下就有人打电话过来说，杨梅服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现正在县医院抢救，让家属赶快过去。

　　全家人赶紧上路，火急火燎地赶到几百里外的县医院。

　　抢救已经结束，杨梅人事不省地躺在病床上。医生说，幸亏发现和抢救的及时，否则就没命了。可是，虽然说命是保住了，但大脑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损伤，可能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老杨在病房外痛心疾首，悔恨不已。韩月娇拉着女儿的手，伏在被褥里恸哭。

　　杨建国默默地陪着可怜的母亲，脑海里一幕一幕地闪现着他姐从小对他的恩爱。他想起自己童年时，姐姐给他扎辫子，穿裙子，搽脸蛋，带他到处和女孩子们玩耍;读书时，姐姐又时时刻刻地关心他，照顾他，被同学们称为“馒头”姐姐。就在不久之前，他拿到进厂后的第一个月工资，还买了一盒凤尾鱼罐头和一盒午餐肉罐头，骑车跑到300里外的乡下去报答姐姐。那时，姐姐正生病卧床，弟弟打开罐头，一勺一勺的喂她吃。姐姐高兴啊、笑啊，含着幸福的泪花!

　　可是现在，姐姐却人事不醒了!

　　看着姐姐美丽的眼睛微微闭着，安详的面容像大理石一样洁白，杨建国的眼睛渐渐的迷茫起来。他仿佛觉得，姐姐的身体透过洁白的床单发出了光辉，产生了一圈一圈的光环。突然，姐姐的灵魂从光环中飞起来，扇动着洁白的翅膀!她默默地注视着大家，留下留恋的目光，然后飞出了窗外，飞向星空!这就是传说中的天使吗?就是来到人间做他长姐，爱抚他、帮助他、拯救他的守护天使吗?然而，她却无法忍受人世间的偏见和争斗，高傲地飞回了神的身边!

　　三天过后，杨梅终于醒过来了。可是，正像杨建国的幻觉里出现的那样，她已经变成了一个灵魂飞走了的躯壳。她目光呆滞，神情恍惚，无论父母怎么呼唤，她谁都不认识了。医生与她交谈，她也不说话，却一个人在那里自言自语。医生说她得了失忆痴呆症，恐怕很难康复了。

　　是啊，既然留给她的大多是痛苦的回忆，就让她以这种方式忘记过去吧!

　　人们说，悲莫大于心死，这就是杨建国当时心情的写照。从医院回来后，他在家简单收拾了行李，搬去厂里住。白天上班，下班后就去康复中心，守候不幸的姐姐。他不想去面对已经伤心之至的母亲，更不想看到，在他看来，在这个悲剧中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