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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迷失的天使》(1-3章)作者/王子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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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简介】

    主人公杨建国出身于革命军人家庭。父亲是老八路,母亲是49年解放前夕参军的女学生。50年代肃反时,母亲因其父母随国民党去台被人检举,受到隔离审查,结果戴着“台湾特嫌”的帽子与丈夫一起转业到地方。

    杨建国就在这样红与黑的家庭背景下成长,从而不断陷入两难的境地:文革中,他跟着造反派去批斗老师和抄家,回家后却发现自己的母亲也被批斗、家也被抄;他想和母亲的“反动”家庭出身划清界限,却发现自己厌弃的是一个壮烈的抗日家庭;他跑去姐姐的知青点生活,体验了知青们的辛劳、苦闷和迷茫,却阴错阳差地要昧着良心批判姐姐的知青恋人“破坏上山下乡运动”;他目睹自己心目中的女神在农村被土霸欺辱,然而他的打抱不平却只能让她受到更大的欺凌;他积极要求上进,却在涉及到自己前途的事情上屡遭挫折。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他不断地感受到在文革政治偏见的氛围下,施虐者人性的扭曲、受虐者无助的挣扎和良知者英勇的抗争。

    文革结束后,国家走出了阶级斗争和政治歧视的泥潭,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杨建国一家也获得了新生。他考上了大学,找到了爱情,并双双出国留学。留学的经历使杨建国逐渐感悟到了许多社会文明、和谐和公平正义的道理,从而体会到国家改革开放的巨大进步。他还通过台湾同学找到了母亲在台湾的亲人,实现了母亲战火隔断40年后的骨肉团聚。母亲在战乱年代离家出走的谜也就此揭开。

    小说以一位纯真少年从上世纪文革至改革开放年代之成长过程中的视野,揭示了社会动荡和变迁时期普通人家的命运多舛和各种人性的善恶表现,以及主人公感悟社会良知和真理的过程。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杨建国才12岁,正在家乡的楚城中学上初中一年级。那是1966年初夏的一个下午,突然老师让紧急集合,把班级拉到了大操场上。

大操场上已经人头攒动。各连级正在陆续赶来,以班级为单位列队站定,在指定位置席地而坐。空中响起了嘹亮的歌声,整齐划一,此起彼伏。这是学校的惯例:每逢集会时,各班级都会互相拉歌斗歌,展示班风。杨建国跟着扯着嗓子吼着,他最喜欢这种场合了。

一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瘦小的老先生走上主席台。他是学校的教导处余主任。和往常一样,他慢慢地张开双臂,手心朝下按了按,全场立马肃静下来。接着,另一位戴着更高度近视眼镜的瘦高个的老先生躬身走上台来。他就是学校的林校长。

如果要形容什么叫做威严的话,杨建国认为最好的样板就是林校长了。从正面看去,你仿佛看到的是两圈越转越深的半透明的漩涡,顶端透着两颗因此而缩小成黄豆大小的浑浊的眼球,却发出让人寒颤的冷光。刀削般的瘦长脸颊恰到好处地配合着这种威严。杨建国想象不出来,林校长笑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他最怕在路上遇见他了,如果远远地看到他走过来,他一定是会躲到路边的大树后面的。而这时,林校长的瘦长脸比平时显得更阴沉了。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干咳了一声,打开一份文件,没有声调地高声念出来: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台下不再像刚才那样肃静了。学生们听着听着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而且范围越来越大,渐渐形成了嘈杂的噪音,基本淹没了校长的念稿。一些学生按捺不住地站了起来,后面的人大声吼着叫他们坐下,可是无济于事,更多的人站起来。于是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大家都在大声地说话,会场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可是,林校长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照样按照原来的音速音调念他的中央文件,带队老师们也都一反常态地袖手旁观,不闻不问。

杨建国急了。他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问身边的同学,可是同学们说也没有搞的太明白,好像是说有人要反对党中央、反对伟大领袖,可是究竟是谁不知道。杨建国拼命地往前挤,想搞清楚个究竟。就在这时,他看见有一个高年级的学生突然从人群中跳了出来,指着林校长的鼻子大喊:

“打倒林启民!打倒林启民!林启民就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杨建国一听吃惊不小:这人疯了!连林校长他也敢骂,还想不想上学啦?!再定睛一看,嚯!那不是学校的名人、自己的偶像、全校5000米长跑冠军、高三乙班的耿茂福嘛!

耿茂福大概20岁不到,长的高大魁梧,浓眉大眼。他特别能跑,从上高一开始,就一直是学校运动会的长跑冠军,成绩已经达到了国家一级运动员的水平。有一次学校运动会,林校长看他赛跑,难得地翘着大拇指说,这小伙子跑起来像赛马一样,真棒!这么一句领导赞扬的话,到了同学们嘴里,就鼓捣成了耿大马棒这么个绰号。林校长有意把他培养成一个优秀的体育人才,为学校争光,给了他全额奖学金,还安排他课余时间在食堂帮厨,来抵他的饭钱。食堂里好吃的尽够他吃,把他喂得膘肥体壮,精力旺盛,让其他整天吃不饱肚子的同学们看着好生羡慕。在那个神仙也得饿着的年代,谁能有这等口福?那可是校长给他的一种非常特殊的照顾。因为尽管他家里很穷,但学校的农村同学中像他家情况的大有人在,可见学校对他的重视。可是,现在他却跳起来喊打倒林校长!杨建国感到不可思议,偶像的光辉在他的心里顿时灰暗了许多。

会场顿时安静了下来,上千学生瞪大眼睛张大嘴巴看着耿茂福,却没有人跟着喊。直到几个粗壮的校工跑上前去把嘴巴不停叫唤的耿茂福架出了会场,大伙儿都没回过神来。

第二天,学校里贴出了通知:停课闹革命。这才是杨建国们真正高兴的事儿。哈哈!不用上课了!不用做作业了!更神奇的是,不用考试了!!!杨建国的心里真是乐开了花。他不用再担心,因为上课看小人儿书而被老师拎到讲台前罚站了;他也不用再辛苦地去上早自习晚自习来复习功课了;他更不用再担心拿着个破成绩单去见老爸时的尴尬了。现在就是玩儿、玩儿、玩儿!使劲地玩儿,尽情地玩儿,变着花儿地玩儿!杨建国兴高采烈地和同学们一起,满校园的转悠着,溜达着,找着热闹看。

校园内林荫道两边的梧桐树上,已经绑扎上了整齐的大字报栏。各年级的师生们忙活着往上刷浆糊,贴大字报。杨建国顺溜看过去,内容几乎千篇一律,大多是抄报纸上社论的调调,没有什么看头。唯独最东头耿茂福贴出的那几张,是全校第一份矛头直指林校长的大字报,引来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

据了解耿大马棒的人说,耿茂福贴林校长的大字报,除了他的绰号的源头来自于林校长外,其它方面并没有过节。正相反,他从内心里感激林校长,因为是林校长在帮他圆他的体育梦。耿茂福贴大字报的目的,跟他赛跑的目的一样,还是争“全校第一”。他是个好出风头的人,又精力极其旺盛。他的体育特长让他在学校里出尽了风头。他享受那种众人投过来的羡慕和追逐的眼光,尤其是女生们的。因此,他事事都想争个第一。本来,他是准备去考省体育学院的第一的,但是临考试前,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自小喜欢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他,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改朝换代的日子到了!而他明白“乱世出英雄”的道理。他要争这个第一,做一个时代的弄潮儿!于是,潜藏在心底的、远远大于体育梦想的野心被激发出来,化为这第一张从报纸上拼凑出来的、同样是标语口号式的、批判林校长的大字报。

可是,耿大马棒的挑头却得不到学生们的响应。大家既没有耿大马棒的远见卓识,也没有觉得校长和老师们有什么好批判的。本来嘛,校长兢兢业业地管理学校,老师们辛辛苦苦地教书育人,学生们勤勤奋奋地学习向上。可是突然某一天,有个人像神经病一样地叫嚷着要打倒这打倒那,大家怎么会响应呢?因此,大家都抱着看热闹的态度,更有好打抱不平的,认为耿大马棒是个恩将仇报的小人,直接就上去撕他的大字报,因此还和耿大马棒上演了全武行。

本来嘛,耿茂福点燃的这点儿小火苗儿,到此也就熄了。曲终人散嘛!可是,偏偏这时市里派来了一个所谓“指导”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却又把它吹旺成了火烧连营的熊熊大火!

原来,市里派来的工作组一进驻学校,就把耿茂福提溜过去了,天天过堂,严查他批判校领导的动机。结果查来查去,动机没查出来,却查出来他有个女朋友,而且“通奸”了!不仅“通奸”了,而且还搞出了肚子!这可成了闲得发愁的广大师生们口口相传的头条爆炸性新闻!

谁是耿茂福的女朋友?就是和他在一个班的同乡同学李琴芳。

李琴芳长的娇小玲珑,性格腼腆,见人还没张口,即已面若桃花,和耿茂福的性格截然相反。她和耿茂福是同村的,两家关系是世代友好。李家阴盛阳衰缺乏劳动力,而耿家男丁兴旺,就常帮着李家干活儿。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村里孤老寡母的饿死了好多个,李家得亏耿家的接济,才没有人饿死。李家大人感念耿家,就把李琴芳许给了耿茂福做娃娃亲。俩人从小就是青梅竹马,从此就更亲了。就读高小时,学堂离家有头十里地,俩人早上一起上学,中午在学校一起吃家里带的干粮,傍晚再一起放学回家。遇到雨季天气,耿茂福就背着小媳妇儿趟着水跑,从而练就了飞毛腿的本领。小俩口互勉互助,勤奋好学,初中毕业后双双考上了省重点的楚城中学,而且分在一个班。

然而,学校里严禁谈恋爱,于是他俩的关系又从地上转入了地下。俩人口风都很紧,三年下来居然无人知晓,连班上那些倾慕于耿茂福的女生们都蒙在鼓里,还不停地在李琴芳面前述说情愫呢!李琴芳呢,极内敛乖巧的性格,听着也就笑笑。

可是,如果说他俩原来亲密无间只是因为两小无猜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却都到了少女怀春和君子好逑的年龄。到高三时,俩人的恋情急剧升温,却又不得不处处掩饰,其难隐之情着实不好受。

文化大革命的开闸给他俩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学校停课了,学生们放鸭子了,老师们也不管了。于是,耿茂福的情欲也开闸了!他又是那么的精力旺盛,白天,他激情四射地发动同学口诛笔伐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牛鬼蛇神,晚上,就把他憋了几年的一点就着的欲望倾情发泄给了李琴芳。可以想象,他那壮如公牛的身体,再加上那时的人也没有避孕意识和措施,结果很快李琴芳就怀上了。俩人急的如热锅上的蚂蚁。刚怀上个把月时,李琴芳建议乘学校停课之际,俩人回乡下去把婚事办了,也就瞒过去了。可是耿茂福却不这样想。他热衷于这盘自己挑起的刚刚开始的赌局,而他人生的大机遇说不定就由此开端,这时候怎么能因为这种儿女情事出局?于是就这么拖着,一直拖到李琴芳过了三个月孕期的最佳处置机会,肚子一天天地隆起来;拖到工作组的人顺藤摸瓜,查出了他俩的“奸情”,并且做出了通告全校双双开除学籍的处分!

这个处分对于李琴芳来说是个晴天霹雳:在班上,她是遵纪向上的好学生;在同学眼中,她是娇羞自爱的好女孩儿。可是现在,她却因“通奸”而被学校开除,而且还要背着这个名声、挺着个大肚子回去见父老乡亲!她怎么受得了这样的压力山大!她对耿茂福也由爱变为怨恨,充满了绝望:如果他听她的,而不是那么功利熏心,也不会落到这么个下场!女孩儿脸皮儿薄,想不通了,就寻了短见:也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方子,她上街吃了两斤熟牛肉,回来喝了两大茶缸红糖水,然后穿着老家带来的崭新的蓝色棉衣棉裤,躺在床上,胀死了!

李琴芳的死让耿茂福悲痛欲绝。原来他只是想通过批判领导博取功名的心态,现在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对当权派的仇恨。他像一只新出笼的野兽,头发散乱着奔走嚎号,煽动起一大批自己的老乡校友、过去的崇拜者和新添的追随者们,和李琴芳(她生前的人缘极好)的闺蜜粉丝们会合在一起,浩浩荡荡地把死者抬到了学校大操场。耿茂福声泪俱下地声讨工作组迫害革命学生至死的罪行,并且在千人的围观下,与死者举行了催人泪下的冥婚,赚足了学生们的眼泪!

事有凑巧,正好当天北京报纸上发表了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派工作组迫害革命群众、阻扰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于是,楚城中学的上千学子们,在这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氛围影响下,在耿大马棒血泪控诉的感染下,内在的狂野和冲动达到了极致。他们抬起李琴芳的尸体,冲出学校,冲进市政府,砸了牌子,砸了玻璃,砸了办公室。楚城市的文化大革命烈火,就这么熊熊燃烧起来。耿大马棒也理所当然地成了楚城中学红卫兵造反组织“八月风暴”的司令。学校开始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平时倍受尊敬的校长、老师们,一夜之间成了学生们口诛笔伐的对象。什么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等等,大帽子满天飞。

 

 

第二章

显然,上面的头头们觉得学生们闹得还不够,还没有达到“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水平,不久就下达了开展全国性的红卫兵大串联活动,鼓动学生们北上南下,互相交流造反经验。于是,全国立即掀起了“大串联”的热潮。各地师生蜂涌入北京,向首都的红卫兵取“文革造反经”,并且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首都的红卫兵也纷纷去全国各地煽风点火,传授“除四害(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其他牛鬼蛇神)和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经验。

杨建国被这件突如其来的好事乐的不知道姓什么了:自打出生起,他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小小的楚城。那条街上有几家饭馆、那个巷子里有几条青石板,他都能数的上来。就这么大个天地!这下可好,他可以堂而皇之地去周游全国了,而且吃饭住宿乘坐交通全部免费!更重要的是,他还可以去北京天安门看伟大领袖,那可是全国各族人民梦寐以求的呀!杨建国以前去过天安门,那时他才几个月大,是老爸抱着在天安门前照的相。杨建国在家时经常看着这张照片,憧憬着自己长大了能自己去照一张。现在这个愿望要提前实现了,他怎么能不高兴?他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跟爹妈说了这事儿。

爹妈已经知道了学校组织学生们去全国各地串联的事儿:杨建国的姐姐杨梅已经和他们说了。杨梅长杨建国两岁,高他一个年级,姐弟俩在同一所中学读书。爹妈经不住杨梅的软磨硬缠,刚刚勉强同意了她,这边二小子又来说,老两口真犯了愁。他们就这么一个独养儿子,从小娇生惯养,连和什么样的孩子在一起玩儿老两口都要掂量掂量,别说出这么远的门了。这杨建国呢也是长的让人不放心,小小的个子,弱弱的身板,长的细皮嫩肉的,比一般女孩子还要白净,惹得大人们不管男女,见了他都要捏一捏他的脸蛋儿,说是能捏出水来。这么乖巧可爱的孩子,跑到那么纷繁复杂的世界上去,爹妈怎么能放心呢?说什么也不同意。

杨建国哭了,坐在地上哭,蹬着腿地哭。他最强悍的理由,就是伟大领袖让去的,去了还可以在天安门看到他老人家,这是何等光荣的事情!爹妈也抗不过这么强大的理由,再说了,他们在内心深处,也希望孩子们代他们看望看望自己跟着打了半辈子江山的最高统帅。于是最后就同意他去,但条件是要和姐姐一起去。杨建国又不让了,说班主任已经分了组了,必须和同学们一起走。杨梅也这么说,爹妈彻底无语了。

老爸从箱子里翻出一套洗的发白的旧军装,让他妈改小了给杨建国穿上,还给他拦腰扎上了印有华东野战军字样的老皮腰带。去见伟大领袖是个大事儿,一定要有个老兵后代的样子!杨建国套上红袖章,戴上新军帽,往镜子面前一站:嚯!像个英姿飒爽的小八路!他嘻嘻嘻地笑了。

老妈给姐弟俩打好小背包,还在他们的被角里各缝了二十块钱,千叮咛万嘱咐的,看着同学们把他们领走了。

杨建国跟的这组原来一共5个男生。可是最后出发时有两人打了退堂鼓,只来了胡威、胡望兄弟俩。他俩从小学三年级就和杨建国同学,那时他们家刚从北京下放到楚城。兄弟俩撇着一口京腔,让杨建国好生羡慕。哥哥大他3岁,弟弟大他两岁,平时都在一起玩儿,所以家人也就放心地让儿子跟他们走了。

到了长途汽车站,已经有很多红卫兵等在那里。站台上挂着“坚决支持红卫兵小将革命大串联!”的横幅,男孩女孩们都是清一色的黄军装红袖章,整齐有序地排着队,在人们的欢送下一边唱着革命歌曲,一边登上长途客车。竖旗挂彩的长途客车一辆接一辆地驶出站台,驶向省城南京!

汽车经过八个多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南京鼓楼广场。这里是全省红卫兵的接待站。杨建国站在那里看傻了:那真是人山人海,歌声嘹亮!几百杆写着某某学校某某战斗队的红旗迎风飘扬,把整个广场染成了红色的海洋!人们唱着,笑着,来回穿梭着,个个脸上洋溢着兴奋的光彩。胡家兄弟一边拉着犯傻望呆的杨建国,一边挤进人堆里向接待站的桌子靠拢。费了老半天的劲,终于挤了进去,填了表,领了生活用品,然后被安置在附近一所大学的教室里。

此时正值盛夏,学生们也好安置:教室里的桌椅板凳已经搬空,地上铺上几十张席子,每人一张,就对付了。折腾一整天了,胡家兄弟俩倒头就睡了。杨建国却兴奋的睡不着。他好奇地四处张望着,看着那些来自省内各地的红卫兵们,一组一组的,讲着不同的方言,有的能听懂,有的根本就听不懂,像鸟儿在唱歌,蛮好玩儿的!他试图学一下旁边两位“鸟人”的口头禅,可是一点儿也不像!他傻乎乎地笑了,引来了两人的白眼和一句“江北佬!”这个词他听懂了,冲他俩做了个鬼脸儿,扭过头去睡了。

第二天安排的是参加这所大学的批斗会。在这里,杨建国第一次心灵震撼地感受到了什么叫着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台下黑压压地挤满了人,台边站着一列手持棍棒、臂戴纠察袖章的壮汉,台上跪着一排头戴高帽子、胸挂铁牌子的男男女女,牌子上写着各式各样的罪名,而且每个名字上打上了大红叉叉!那是以前将被枪毙的犯人的标记。杨建国一眼看去,这个大学的校长、书记和教导主任等领导都豁然在列,还有就是反动学术权威和历史反革命。他们每个人的身边站着两个红卫兵,一只手把他们的头死命地按下去,另一只手把他们的胳膊高高地抬起。后来杨建国才意识到,这就是红卫兵全国大串联的硕果之一:给批斗对象坐“喷气式飞机”。

从小城市来的杨建国从没见过这种阵势,他的血管喷张起来,血液一个劲儿地往头上涌: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要把这些领导老师往死里整?台上一位红卫兵宏亮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好像在回答他的疑问:

“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我们就是要用暴力的手段,坚决镇压这些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伟大领袖的反革命分子!”

“坚决镇压反革命!”口号声随即响起。

杨建国跟着喊着。他这回似乎明白了。

胡家兄弟的反应比杨建国要强烈的多:他俩颤抖着回到住地,慌乱地收拾着行李,嚷嚷着要打道回府,说啥也不愿再往前走了。杨建国不乐意了,这才哪儿对哪儿啊,不是说好了要去北京见伟大领袖的吗?这才是头一站,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就怂啦?

胡家兄弟语无伦次地答应着杨建国,弄得杨建国一头雾水。到了晚上,趁杨建国睡着,兄弟俩悄悄地溜了,只留下一双破球鞋在那里,表示人还没走,没有犯怂。

其实兄弟俩实在是有难言之隐:他们的父亲本来就是57年被划为右派从北京打下来的,现在就在老家的师范学院里教书。白天看到红卫兵批斗人这么厉害,兄弟俩大受刺激。他们无心再按原计划串联,急急忙忙赶回去,是担心家人的安危。哥俩狠心甩下执意要去北京见伟大领袖的杨建国,也实在是无奈之举!

第二天早晨杨建国醒来,发现胡家弟兄不见了。看到那双臭球鞋还在,他以为俩人趁早逛街去了,就自己吃了早饭,然后在校园转悠着等。等到中午不见人影,等到傍晚还不见人影!大家不是说好了,乘晚班火车去北京的吗?杨建国疑惑着,然后明白了:这两个家伙昨天一直嚷嚷着要回家,看来是真回去了。没出息的东西!没良心的东西!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溜了!也罢,我自己去!这是杨建国平生第一次被人家放鸽子,他很气愤。他边骂边收拾行李。最后看到那双臭球鞋,捡起来一下子扔进了垃圾桶。想了想,又过去从垃圾桶里面捡了出来,找了张报纸,包起来塞进背包里。日后归还给他们时正好找他们说道说道。

杨建国肯定是要去北京见伟大领袖的,这是谁也挡不住的。他把胡家弟兄的事儿甩到脑后,他也不会去想,爹妈如果知道他现在是一个人在外头,不知道有多么担心!他不去想这些,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赶去火车站上北京!

火车站已经是人满为患。人流向海涛一样拥挤着向前推进,而且左右摇摆着,处于失控的状态。杨建国把脚收起,发现完全可以离开地面地被人流拥着走。不远处有人扑倒在地,接着那里堆起了一个巨大的人堆!“压死人啦!压死人啦!”哭喊声、呼叫声随即传来,令人毛骨悚然。车站执勤的解放军随即赶到,隔开人流,解救跌倒的学生。

还算幸运,杨建国毫发无损地挤上了火车。火车上拥挤不堪,过道上都坐满了人,没有插脚之地。杨建国几乎是踩着别人的背进来的。他看见靠门口座位中间的茶几下面有空档,就一头钻了进去。他个子小,待在里面刚刚好。可是,坐在两旁的两个上海姑娘不乐意了:

“咦,这个小赤佬怎么龌里龌龊地钻到桌肚镐头呀!阿拉忒吾吾都法搁啦!

说着,后面的那位就拿脚去他的屁股,前面的那位呢,把葵花籽壳吐到他的头上。杨建国刚开始还忍着。可是后来忍不下去了。前面的吐他一口,他就骂一句“操你妈”;后面的他一下,他就回手还击一下。直到上海姑娘大声嚷嚷起来,就有两个上海小伙子把他从茶几下拖出来。

一个上海小伙子骂骂咧咧地要挥拳揍他,却被一双有力的大手勒住了拳头。杨建国抬头一看,是一位穿着蒙古族长袍的青年,腰带上还挂着腰刀。刚才还听到他在不停地唱着悠扬的草原歌曲,这会儿他来打抱不平了。

面对这位虎背熊腰的蒙古族大哥,上海小伙子胆怯了,连连摆手退了回去。车上响起了一片讥笑声。蒙古族大哥不再搭理他们,他摸着杨建国的头,想着怎么安置这个小家伙。他抬头看了看,想了想,蹲下身来一把托起体重只有70多斤的杨建国,把他托到行李架上!

这可是个绝好的去处!既不打扰别人,又能伸直腿睡觉。杨建国朝蒙古族大哥挥挥手表示感谢,舒舒服服地躺了下去。这一觉就睡到了北京!当蒙古族大哥摇醒他时,他看见人们已经陆续下了火车。他连忙一骨碌地翻身起来,在蒙古族大哥的帮助下爬下行李架,跟着蒙古族大哥的团队走了。

当人们知道这个小家伙一个人独闯北京的故事后,都翘起了大拇指。蒙古族大哥对他更是亲如兄弟,照顾有加。在红卫兵接待站安置下来以后,蒙古族大哥就带着他到处逛,故宫、天安门、王府井、颐和园,等等等等。最重要的是,还给他在天安门前照了相!

他们和其他千千万万名来京的学生们一样,在等待一个神圣的日子:1966年的国庆节!因为就在这一天,伟大领袖要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整个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林、人群如海。上百万红卫兵聚集在一起,前面则是首都红卫兵和各界群众排列的一个个整齐的方阵,等待着伟大领袖的检阅。上午10点整,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们一起出现在天安门主席台上时,人们顿时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和掌声。广场上所有人都一齐把《伟大领袖语录》本高举过头挥动着,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事前准备好的几十万只红气球,从人们手中放出,天安门广场上空也顿时变成了一片红色,与地面的红色相辉映着,像一个红色的世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和“伟大领袖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落,响彻云霄。

杨建国被震撼了。他心急如焚:视线完全被前面的人挡住了。好心的蒙古族大哥蹲下身来,让他爬上了自己的肩膀。看到了,看到了!他看到天安门城楼上,一个身穿绿军装的高大魁梧的身影,在一群绿军装的簇拥下,拿着绿军帽俯身向城楼下挥动!那是伟大领袖!是伟大领袖向我们挥手致意!杨建国的眼睛模糊了,他流下了幸福和激动的眼泪,和广场狂热的人们一起,不停地高呼:“伟大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

杨建国觉得,这一天是他终生最难忘的一天。就在他看到伟大领袖的那一瞬间,他突然感悟到,是伟大领袖亲自向他下达了“向封资修和一切牛鬼蛇神猛烈开火”的命令!他不再犹豫了,他豪情万丈了!

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蒙古族大哥后,杨建国挤上了南下的火车。一路波折回到家后,他不顾爹妈的劝阻,立马向学校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八月风暴”报到,跟着他的红卫兵战友们到处去“破四旧”和“除四害”。

一天,杨建国等人到一户人家去造反。

这是一个典型的明清时代建筑风格的老宅子,古朴而宁静。庭院中有几颗结满果实的梨树和石榴树。领头的耿大马棒门也没敲,一脚就踹开了。

年逾古稀的一位老人慌忙从屋中走出来。杨建国一看大吃一惊:居然是他最崇拜的语文老师孙礼良!

孙老师已近70岁,据说是前清的末代秀才。国文功底无人能比,是学校公认的国学权威。学校安排他教高三,但他坚持认为国学应该从初中开始打好基础,所以教了杨建国这班。杨建国的那点点子乎者也,都是从孙老师那里学来的。上课时,孙老师喜欢哼着调儿,摇头晃脑地吟唱古典诗词,那模样儿,老让杨建国想起说单口相声的马三立。

没想到,抄家抄到孙老师家了!杨建国把脖子一缩,躲到了高年级学生的后面。

“姓孙的,你老实交代,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在学校里接受批判,躲到家里来?!”领头的厉声责问。他是学校里的一个青年教师。

孙老师低着头站在那里,没有吭声。

“同学们,你们睁大眼睛,提高革命警惕,不要被这个封建遗老遗少的假仁假义外表所蒙蔽!”青年教师转向大家,大声疾呼着,“腐朽的清王朝被推翻后,他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在国民党县党部进行了多年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的鲜血,是一个罪恶累累的历史反革命分子!”

“我没有干过坏事。”孙老师小声嘀咕着。

“什么?你说什么?!”耿大马棒一个箭步冲到孙老师的身边,大声责问。

“我是在旧政府做楚县志的整理编撰工作,我没有做过坏事。”孙老师抬起了头,略微提高了嗓门。

啪!一只熊掌般的巴掌狠狠地打在孙老师的脸上,那是耿大马棒的手掌。杨建国搞不清楚,他的耿司令这一巴掌里所包含的刻骨仇恨,有多少成分是属于这位只是教教语文课的孙老师的。

瘦骨嶙嶙的孙老师哪里吃得住他这一掌,一个踉跄摔倒在青石板上,老花眼镜摔碎了,只剩下黄黄的镜框。孙太太嚎哭着扑过去,搀扶倒在地上的老公。杨建国突然感到,心像被扎了一下似的。

“红卫兵战友们,你们, 不要被他们可怜的假象所蒙蔽!想想看,他们当初是怎么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青年教师继续亮起嗓门鼓动着,“解放后,他又隐瞒罪恶历史,混进革命教师队伍,继续给学生灌输封建主义的反动思想,腐蚀毒害革命的青少年一代!是可忍,孰不可忍!”

“打倒历史反革命分子孙礼良!”有人带头喊起了口号。

“孙礼良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大家跟着呼应着,越喊就越是群情激昂。这时,只见两个高年级学生拿出一块早已经准备好的牌子,上书打了红叉叉的“打倒历史反革命分子孙礼良”的黑墨大字,走到刚刚被孙太太扶起、惊魂未定的孙老师两边,强行给他挂在脖子上,又给他戴上写着“反动学术权威”的纸糊高帽子。两个人一边一个高架起他的膀子,使得他重心前倾向下,又用手抓住他的头发迫使他抬起头。这就是当时流行全国的“坐喷气飞机”。

杨建国透过人群,清楚的看到孙老师的半边脸像馒头发酵一样地肿了起来,一副摔烂了的眼镜斜挂在脸上,整个人像是一个散了架子的书橱。孙太太哭天嚎地地扑上去抢人,都被推了出来。

耿大马棒一个箭步跳到花台上,吼道:“战友们,这就是与人民为敌的可耻下场!现在,我们兵分两路,一路把历史反革命分子孙礼良拖出去游街示众,另一路留在这里破四旧,查抄孙礼良的反革命罪证和封建主义的精神糟粕!”

立即,一伙人架起已经魂不守舍的孙老师,乱哄哄地向门外走去,边走边喊着震天的口号。孙太太也哭哭啼啼地尾随而去。

杨建国虽然是见过大场面的,但还是不忍心看到自己熟悉的孙老师的受罪样子。他没有跟着去,而是留下来破四旧。

留下来的人蜂拥进孙老师的家,翻箱倒柜,查抄着书籍、信件、日记、文稿,还有墙上挂着的文物字画等等。除了收集所谓孙老师的反革命罪证外,其它的都被点上火付之一炬。厅堂摆设的古董瓷器,都被打的稀巴烂。其它但凡值钱的东西,抬、拿、搬、扛,统统一扫光。

杨建国还是没有勇气去拿人家的东西。这在家里是大人严格禁止的。他进去转悠了一圈以后,就出来在院子里的石凳子上坐下。

几个低年级的学生发现了树上硕果累累的梨和石榴,兴奋地操起手中的棍棒去敲打。杨建国经不住嘴馋,也跟着捡着吃。

突然,有一个学生捡起一个梨向房间的窗户砸去,哐当一声,窗玻璃发出清脆的声响,碎了。他哈哈大笑起来。

这一下激发了其他人的兴致,也纷纷捡起果实向窗户砸去。每砸碎一块,大家就鼓掌欢呼。大家比着准头,看谁击中的玻璃最多。

杨建国耐不住了,他也捡起一个石榴,瞄了一下,向仅存的几块玻璃砸去。

扔的很准,玻璃碎了。别的人欢呼起来。

杨建国却突然被玻璃破碎的声音吓到了。他很后悔,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下作的事。后来,他曾数次梦到自己在孙老师家砸玻璃的场景,而孙老师就满脸是血地躺在地上看着他。这种噩梦每次都让他惊醒。

跟着批斗和抄家了几次,杨建国觉得厌倦了。不认识的还好,认识的大都是过去关心和爱护他的领导和老师们,他不忍也无颜面对他们被羞辱的样子,特别是当批斗班主任的时候:就在几个月前,班主任巡视宿舍时,还把他尿床的被褥抱回家去洗干净再送回来。现在,要他违心地和其他人一起喊打倒班主任的口号,他喊不出来。再说了,即使有些老师过去比较严苛,也就是罚罚站、抄抄课文而已,犯不着要那么声嘶力竭地打倒他们。他不明白为什么别的人就能做的出来。反正他做不到。

杨建国悄悄地溜回家了。

 

 

第三章

杨建国回到了家,却愣住了:他的家也被抄了!

家里满地狼藉。杨建国的奶奶拿着棍,一边打着地,一边嘟嘟囔囔地骂着:

“这些小兔羔子,真是昏了头了!俺家八辈子贫农,跑到俺家来闹事!恁看看,恁看看,把家里翻的乱七八糟!俺得去跟他们领导说道说道去!”

杨建国有个妹妹叫杨小梅,他去她的房间,只见她一边哭着,一边捡着她的被抖落遍地的书包。杨建国忙问:

“妈妈呢?”

“妈妈,妈妈被人抓走了!”说着,嚎啕大哭。

“什么?妈妈被抓走了?!谁?谁干的?!”

“是丁叔叔带人来的。他们还拿走了我的铅笔盒,呜呜呜!”

原来,就在两个小时前,杨建国的妈妈韩月娇所在医院的造反派,在外号丁大尉的带领下,来杨建国家抄家了。

这个丁大尉,杨建国全家人都认识。此人身材高大,戴着宽边茶色眼镜,长着满脸络腮胡子。他和韩月娇同在市人民医院工作,是医院保卫科的科长。此人以前就和韩月娇在一个部队上,到地方上以后还经常来家里串门儿。每次来父母都是热情地款待他。可是,现在他怎么突然翻脸不认人,带着造反派来抄家,整自己的战友呢?!妹妹说,他还把家里挂在客厅墙上的那台带变压器的收音机也拿走了,说是妈妈藏匿的国民党特务电台!这就更让杨建国一头雾水了。

杨建国的脑海里出现了历史课孙老师被虐待的情景。而现在,同样的惨剧可能就会发生在自己的母亲身上!他不容多想,一边让小梅立即到单位上去找父亲,一边向医院跑去。

医院里正在开露天批斗大会。和杨建国在其它场合看到的情形一样,同样是人山人海,口号震天,同样是手持棍棒、臂戴红袖章的纠察队员,同样是戴高帽挂牌子、跪成一排坐“喷气机”的“牛鬼蛇神”,而这里面,却有着他的妈妈!

杨建国在人群中拼命地向前挤,终于看到了他妈妈:她披头散发地夹在那些“牛鬼蛇神”当中,面部青肿,衣衫撕烂,脖子上挂着“国民党特嫌”的大牌子,身上敷满了浆糊!

杨建国见状,大哭起来,妈妈怎么就成了国民党特嫌?!震天的口号声淹没了他的哭声。他平静下来,想办法混到后台去。好在他刚从学校回来,还穿着爸爸的旧军装,扎着武装带,戴着红袖章,一身标准的红卫兵打扮。

他跑到后台口,举起红宝书喊着:“向革命群众学习!向革命群众致敬!”然后对后台的看守说,他是红卫兵司令部派来学习取经的。看守也没有怀疑他,就让他进去了。

后台灯光昏暗,有两个人正聚精会神地伏在桌子上写大字报,没有注意到他。在暗处,有几个人低头坐着,那些是已经被批斗完押回后台的“牛鬼蛇神”。杨建国知道,他妈妈一会儿就会被送到这里。他猫在柱子后面等着。

果然,不一会儿韩月娇被押回了后台,和那些“牛鬼蛇神”丢在一起。杨建国趁押解的人离开,迅速来到母亲的身边。他拿下箍在母亲脖子上的沉重的铁牌,拿手绢给母亲擦脸。

韩月娇疲倦地睁开眼睛,看到是自己的宝贝儿子,大吃一惊!她急促地低声问道:“乖,你怎么来了?”

杨建国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哭出声来:

“妈妈!妈妈!”

一边哭,一边蹲在母亲身边,用手无助地抹着母亲头发上和衣服上已经干结了的浆糊。

韩月娇连忙用手捂着儿子的嘴。她迅速看了看四周,没有人注意到他们,就催促儿子快走。

杨建国万分难受地看着母亲,不忍心离开。他不敢想象,底下会有怎样的厄运等着妈妈。

“孩子,快走!妈妈没事。快走,快走!你快走!”韩月娇压低声音急迫地说,用力推开儿子。

远处传来了脚步声。杨建国忙站了起来,迅速地离开了。他不能再连累已经很不幸的妈妈了。

说自己的母亲会是国民党特务,杨建国打死也不相信。在他的心目中,父母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以前最得意的事儿,就是有意无意地领着小伙伴们,去他家看那张挂在客厅里的、镶在精美镜框里的、他爹妈的结婚彩照。照片中,他爹头戴闪烁着八一军徽的大沿帽,月牙般笑眯的眼睛,一身戎装,扎着武装带,清瘦坚毅;他妈白净、蚕眉、深深的双眼皮、大大的眼睛,一身戎装衬饰着她高挑的个儿,同样闪烁着八一军徽的军帽高昂地扣在她齐眉的刘海和齐肩的短发上,甜蜜地侧着头依偎在老杨的肩膀上。好一对英姿飒爽的战地情侣,让每一个人看到了都羡慕不已!

杨建国的父亲叫杨田书,是个老革命。他出生贫寒,早年参加抗日,当过八路军区武工队的队长,端炮楼,打鬼子,在当地赫赫有名。抗战胜利后,地方部队整编为主力军,他穿上军装,带着连队打孟良崮,夺济南,克南京,战上海,身经百战。上海解放后,上级把他从野战部队调到苏南军区做保卫处长,可以说是前途一片光明。

杨建国的母亲韩月娇也是老革命,49年上海解放前夕参的军。那年她才17岁,刚刚高中毕业。参军后不久,就考进了上海军医大的化验专科,两年后毕业分到了苏南军区医院做化验师,是那个时代少有的部队里的大学生,也是风华正茂。

这两人走到一起是组织上做的红娘。那时部队军官中未婚的大龄青年特别多,所以组织上常干这事儿。这事儿也容易成,你想想,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大学生,对于一个征战多年仍是单身的大龄男青年来说,一定是很吸引眼球的吧!同样,一个情窦初开的年轻姑娘,遇到了一个身经百战的未婚团级军官,也一定会怦然心动的吧!每个时代都有每个年代的择偶标准,再说老杨长得也精神,慈眉善目的。年纪虽然偏大了一些,30出头了,但那是为革命耽误的,更让人敬佩。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个年纪的男人,成熟稳重,经历丰富,可以给女孩子带来很强的安全感。于是,一年后,也就是老杨33岁、韩月娇21岁那年,他俩结婚了。

老杨和韩月娇的甜蜜爱情开花结果了:先是姐姐杨梅,后是弟弟杨建国。相差两岁,玉女金童。那是一段短暂而幸福的时光:部队实现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俩孩子一人一保姆,都是公家负担。韩月娇后来和人家聊天的时候常说,那时她的孩子们很娇惯,糖啊、饼干啊什么的掉到地上,捡起来都不吃的。

到了五十年代末,两口子生下了第三个孩子杨小梅不久,就从部队上双双转业到了韩月娇的老家楚城。老杨被安置在市政府做个局长,韩月娇则在市人民医院工作。

到了地方以后,杨建国家的生活和以前在部队比起来,那真是天上地下了。那个年代的苏北还是相当贫困的,普通的老百姓仍然是缺吃少穿。老杨两口子虽然是吃官饷的,每个月有个百多块钱的收入,但家里有老人要赡养,还得经常接济老家的穷亲戚们,所以老杨家用钱很省。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韩月娇生怕自己的孩子会被饿着,就利用自己在医院里认识人多,经常想方设法地弄些猪羊牛的下水回来,在锅里熬成油和油渣,放在糙米和青菜里一起煮给孩子们吃。那就是孩子们最香、最香的食物了。

韩月娇疼孩子可不是一般的疼,尤其是对她的独生子杨建国。老杨脾气上来时打孩子她护着;老杨不在家时,不管孩子们再淘气、再犯错,她也从来不碰他们一个指头,也不会说一句重话。她的性格就不是一个打骂孩子的性格!杨建国再调皮,韩月娇顶多是把手举过头顶,做个要打的动作,可从来都不会落下来。这对于一位终身操劳的母亲来说,特别是养活这么多孩子的母亲来说,一天做到容易,一辈子做到真不容易!

杨建国从小就经常抓住他妈的这个特点犯浑。六十年代初,老杨去农村社教,经常不在家。他前脚走,建国就在家里称大王了:欺负小梅,和老人斗嘴。韩月娇说了不听,就装着要拿棍打。他还往前凑,“你打呀打呀!知道你舍不得打,嘿嘿!”有时闹大了,韩月娇真的生气了,就憋在心里,待老杨回来时告状。老杨回来后,建国一看他爹妈在一起嘀咕,心里就发毛了,过电影似的回想一下,这些天有没有什么大的犯上作乱,是否会大祸临头。一般情况下都会没事,老杨拿眼瞪他一下算着警告。但有时就不那么幸运了,老杨和太太嘀咕后,就虎着脸把建国叫过去,让他老实交代这些天干过的坏事,一边踅摸家什准备修理他。这时韩月娇又心软了,又去阻止老杨的执法,掩护建国逃跑。哎!真是菩萨心肠!

老杨不在家时,家里的重活累活都是韩月娇干。她用板车去拉粮食、拉煤球,头十岁的杨建国在后面推着,这时韩月娇会和儿子调侃:

“我的癞鼓(癞蛤蟆的意思)儿子,将来长大了怎么养活妈妈啊?”

“拉板车,”儿子说,“妈就坐在车子上,我连妈带东西一起拉!”

“我亲妈呀!就这么养活妈呀!老婆也养不起呀!”

“不要老婆,就要妈妈!”

“那妈妈老的不能动了呢?”

“那我就背着妈妈坐汽车,坐火车,坐飞机,整天背着妈妈不让妈妈走路!”

“我的傻儿子!”韩月娇开心的笑了,“妈妈不要你背,妈妈要你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有出息了,买小轿车给妈妈坐,好不好?”

“好的!妈你放心,我一定好好读书!”

这时候,就是韩月娇最幸福的时刻了。

可是现在,那个经常到他们家来蹭吃蹭喝,号称是妈妈老战友的人,居然带着人到家里来抄家,抓走了他最亲爱的妈妈去批斗!杨建国真是恨得咬牙切齿。他决定报复。他不能眼看着自己善良的母亲无端受辱。他想,母亲在医院里工作勤恳、任劳任怨,对人满腔热忱,人见人夸。在社区,凡是认识她的人,头疼脑热的都找她帮忙,她总是领着人家去医院,晚上还经常上门去给病人打针送药,最后得人家一句:韩阿姨最好了!她就高兴了。在家里,不管生活怎么艰苦,她在孩子面前总是笑呵呵的,对丈夫也从来都是小心服侍,逆来顺受。这么好的人,自称是妈妈老战友的丁大尉却要迫害她,这是怎样的一种蛇蝎心肠!作为家里的男人,他必须为母亲出这口气!

他决定去找自己的童年伙伴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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